标题：朱大可：四大性神的不朽影像

第四性神：洛水女神宓妃 中国上古的时候，有许多关于女神的传说，其中以美著称的，当推洛神宓妃。她是上古大神伏羲的小女儿，在洛水游泳时溺死，但她没有像炎帝的小女儿精卫那样化为厉鸟，以衔石填海的方式展开可笑的复仇行动，而是转型为主管洛河的水神，大约是企图阻止它再度肆虐、淹死其它的无辜孩子吧。这种釜底抽薪的统治方式，显然比精卫的复仇主义更为理性有效。 宓妃的动人之处，不仅在于聪明理性，而且还在于她的美艳性感。据王逸注《楚辞－天问》宣称，当年后羿在世的时候，曾经在梦中与洛水女神宓妃做爱。这一传说强化了宓妃的风流语义，令她成为众多文人的“意淫”对象。 楚国大诗人屈原在《离骚》中诉说政治失意的同时，不失时机地回顾了他单恋宓妃的心路历程。当年他曾命令云神丰隆乘云驾雾，去寻求宓妃的所在。他把兰佩解下来拜托了月老蹇修去向她求爱，而宓妃起初半推半就，忽然又断然拒绝他的求爱。对此，屈原的失望难以言喻，他说，宓妃晚上回家时在穷石那个地方过夜，清早梳头时在洧盤那个地方盘起云鬓，一味只图守护美貌而自我满足，成天都欢快地在外游玩，虽然貌美却不懂得礼节，于是屈原宣布自己将离弃她而另作它求。屈原对宓妃的这一道德批评，并未击中女神的要害，反而露出了自己的“酸葡萄”心态。 魏晋诗人曹植在洛水边上写下《洛神赋》，形容她外貌“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”，远远看去，就像是太阳从朝霞里升起，又像是芙蓉站在绿色的波纹上，双肩瘦削，小腰婉约，秀颈修长，皎洁如玉，云鬓高耸，丹唇娥眉，明眸皓齿……，在她身上几乎堆砌了一切赞美女人的语词。尽管曹植笔下的洛神只是前女友宓妃的一个隐喻，但宓妃的美艳和魅力，似乎已成不可动摇的定论。 唐代诗人徐凝的一首《赏牡丹》诗，也透露出对这位上古美神的怀念：“何人不爱牡丹花，占断城中好物华。疑是洛川神女作，千娇万态破朝霞。” 诗人怀疑洛阳牡丹是宓妃亲自设计和创造的伟大作品，因为它的美丽香艳，很像是宓妃小姐本人的化身。但除了美貌，宓妃的真正事迹，古籍却很少提及，由此显得更加神秘莫测。 宓妃守望的家园洛水，是中原最重要的河流之一，滋养了汉文化的发育生长。据说当年洛水里出现过一只神龟，背上负着“洛书”，也就是一种奇特的龟文，记录了有关八卦方位的密码，世人称之为“洛书”，与另一部“河图”并列为中国史上最神秘的文本，向我们昭示了洛水的双重本性：一方面贡献美女，一方面出产玄理。从肉体和精神的两个方面，它勾勒了中国文化的上下边界。 第三性神：巫山神女 中国历史上最好色的女神是巫山神女。《文选－宋玉<高唐赋>》注称，当年楚怀王出游巫峡，住在名叫“高唐”的宾馆里，大白天昏然入睡，梦见神女前来倾诉她的爱情，引得怀王龙心大悦，跟她热烈地云雨了一番，事后又在巫山南面修建“朝云观”，以纪念这场短暂而美妙的“一夜情”。后来楚怀王之子顷襄王在御用诗人宋玉陪同下游玩同一地点，也做了一个类似的美梦，顷襄王醒来后诉说了梦中奇遇，并下令宋玉作《高唐赋》和《神女赋》来描述这两场令人惆怅的梦交。其中的《高唐赋》以巫山云雨为整体性象征，夸张而热烈地描述了国王和女神的交媾过程。宋玉的辞赋制造了一个悠远的文化后果，那就是“巫山云雨”从此成为指陈男女交合的隐喻性代码。 上古时代的女神，几乎都出自名门望族，这是中国神谱的一个重大特征。巫山神女似乎也不例外，《高唐赋》注说她是炎帝的第三个女儿，名叫瑶姬，《太平广记》则说她是西王母的第二十三个女儿。瑶姬尚未出嫁就夭折了，葬身于巫山南坡，被称为巫山之女，生前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事迹，却洋溢着了罕见的情色光辉。《山海经－中次十一经》说她还叫“女尸”，这并非指她的死亡之身，而是指一种职业名称，即代神受祭的女巫。 瑶姬死后化成一株瑶草，叶子重叠茂盛，果实像菟丝子，据说吃了后可以增加妖媚指数，眼见得是一种用来催发情欲的药草。有人认为“瑶”字通“淫”，“瑶姬”这个名字，其实就是“淫姬”的另一种称谓。在一个以生殖力为标记的母系氏族社会，淫荡就是最高的美德。 “瑶姬” ，是女巫、催情草及其媚术的三位一体，她的使命，就是用药草和仪式来制造情色的氛围，为部落男女的交媾、生殖和繁衍做出安排。在她身上，叠印着楚民族祖先女神的模糊原型。 宋代词人陆游无法压抑对巫山神女的好奇，曾经专程前往奉节凭吊。他在旅游随笔《入蜀记》里写道，民间将巫峡十二峰中最纤丽奇峭的一座命名为神女峰，从前，这里每逢八月十五月圆的时候，就有音乐声在峰顶盘旋，引发一片遥相呼应的猿声，直到次日清晨才慢慢终止。陆游登山的那天，天空万里无云，只有神女峰顶出现了几片白云，犹如凤鹤在上面起舞徘徊，久久不散。陆游为此深感惊异，以为那是一种小小的奇迹。但他并没有意识到，在所有这些奇妙的地理景象背后，镌刻着远古风俗的不朽生命。 第一、二性神：娥皇与女英 中国历史上最可歌可泣的性神是娥皇和女英。她们是尧帝的两个女儿，又是舜帝的爱妃，刘向的《列女传》记载，她们曾经帮助大舜机智地摆脱弟弟“象”的百般迫害，成功地登上王位，事后却鼓励舜以德报怨，宽容和善待那些死敌。她们的美德因此被记录在册，受到民众的广泛称颂。 大舜登基之后，与两位心爱的妃子泛舟海上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蜜月。晋代王嘉的《拾遗记》称，他们的船用烟熏过的香茅为旌旗，又以散发清香的桂枝为华表，并在华表的顶端安装了精心雕琢的玉鸠，这是记载中最古老的风向标，它可以为水手调整帆具提供依据。但这项发明却不能预测突如其来的噩耗。 舜帝晚年时巡察南方，在一个叫做“苍梧”的地方突然病故，明代王象晋的《群芳谱》记载说，娥皇和女英闻讯前往，一路失声痛哭，其情形很象孟姜女和韩娥，而她们的眼泪洒在山野的竹子上，形成美丽的斑纹，世人称之为“班竹”。她们在哀哀地哭泣了一阵后，居然飞身跃入湘江，为伟大的夫君殉情而死，其情状之壮烈，真是旷世罕有，显示她们自始至终都是忠于丈夫的模范妻子。但《水经注－湘水》对她们的死因，却有截然不同的说法，它宣称大舜出征南方，而这两位妃子是随军家属，在湘水里淹死，或许是因游泳时发生了不幸的意外。但《水经注》的文字过于简略，使我们完全不得要领。 娥皇与女英生前是贤妻良母，而在死后却成了风流成性的“湘君”，有的典籍则统称“湘夫人”，还有的则望文生义地弄出了一对“湘君”和“湘夫人”，并把被称为“湘君”的娥皇误认作男人。历史文本在漫长的转述过程中发生了严重失真。 《山海经》扼要地描述了湘夫人们在湘江流域和洞庭湖水系里兴风作浪的过程。她们死于湘水，此后突然性情大变，行为方式充满了哀怨，出入总是风雨大作，雷电交加，仿佛要把冤死的怒气洒向人间。她们四周还时常会出现古怪的神仙，长相很像人类，脚下手上却缠握着毒蛇，俨然是娥皇与女英的护法。这使她们的气势变得更加嚣张。这种氛围长期缠绕着湘楚人民，令他们的生活散发出诡异动荡的气息。 湘夫人与暴君及诗人的历史恩怨 在中国历史上，敢于向暴君公然叫阵的，除了个别游侠，似乎只有湘夫人姐妹。据《史记－秦始皇本纪》记载，当年秦始皇南巡，在湘江地面上突遭风暴，几乎无法渡河，顿时感到极大的惊骇，便问手下人说，这是湘君干的吗？手下的博士回答说，的确是听说过，她们是尧的女儿，舜的妻子，地位崇高，所以才埋葬在块风水宝地。秦始皇听罢勃然大怒，当即派出三千名苦役犯，砍伐湘水四周山上的树木，让绿色的山峰变成光秃秃的赭色，籍此向娥皇和女英泄愤。但这种可笑的复仇行动，根本无伤女神的毫发，只能泄露暴君内心的怯意。 娥皇女英所引发的风雨，其语义是相当暧昧的。它既是宣泄怨恨的手段，又是“巫山云雨”式的调情方式。她们在湘水上神秘出没，姿容美丽，风情万种，所掀起的“情色风暴”，构成对极权主义的剧烈挑战。但她们不仅激怒了秦始皇这样的独裁者，也点燃了来自世俗社会的想象，成为民间男子的迷恋对象。 屈原在《九歌》中率先展开了对她们的盛大赞美。他激情洋溢地形容“湘夫人”降临白沙滩时的情形：她目光渺远，神色哀恸，出现的时候，四周的景色都为之大变：秋风强劲地吹动起来，洞庭湖上掀起波涛，树叶在天上飞旋飘舞，一派哀愁凄凉的景象。而屈原的爱意在其间不可阻挡地生长。他精心修筑“爱巢”以等待“湘夫人”的到来，仿佛是一场痴情的单恋。尽管“湘夫人”最终没有露面，但他的叙事和赞美已经构成暧昧的符码，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。作为“不露面的偷情者”，她们的故事激发了无限的想象与向往。 这是被浪漫的楚文化所浸润改造了的形象，从母系社会后期到父系社会早期，楚人的情色主义意识形态，统治着中国长江流域中段的大片领地，成为一种罕见的话语力量。屈原是这方面最杰出的文本代表，他的诗歌把情色与政治融为一体。但情色的意义并不限于推进种族繁殖，而且也是诗人自我神性的证明。在中国历史上，还没有任何诗人像屈原一样“无耻”地公开表达与女神交媾的欲望，因为与女神的性交将验证屈原的神性血统，为这个人的政治抱负开辟无限广阔的道路。 娥皇女英的祭司面目 娥皇女英姐妹有一个奇特的前身，那就是被遭到史学家忽略的羲和（娥）。这个羲和，又叫常仪、常娥或常羲（这三字古音相同，可以互换），在原始的神学体系中，她是大神帝俊的妻子，生下来就长发垂地，显出非凡的性感，曾为丈夫生下十个太阳儿子，《山海经－大荒西经》又称她生了十二个月亮，所以是孕育日月的母亲大神，《淮南子》还说她是天上的御者，每天驾着六龙宝车载着日神巡察大地，但这个动人的传说揭发了羲和的本来面目。她原是古希腊神话人物，叫做赫利俄斯（HELIOS），是著名的男性日神，每天乘坐四匹喷火神马拉的太阳车，由东向西穿越天空，其情景真是壮丽眩目。尽管赫利俄斯在移民中国后没有改换名字（“羲和”与“HELIOS”的发音大致相同），却被置换成了女人，而且由大神降为祭司，职责也从太阳扩大到月亮。郭璞在《山海经》诠释说羲和是“主日月者”，明确指出她就是主持日月祭祀的女巫。 中国原始宗教仪典以后出现了更为细密的分工，希腊移民“羲和”的地位逐渐削弱，她的职位被主祭太阳的“娥皇”和主祭月亮的“女英”所瓜分。这两个女人是新一代的女祭司，她们的名字不慎暴露了身份：“皇”是盛大鲜明的样子，用以形容太阳的光芒，而“英”通“阴”，暗指代表阴性世界的月亮。这显然是在向我们暗示她们的工作对象——娥皇主祭太阳，而女英则主祭月亮。这是二元对立神学确立的标记。 舜在中国神话谱系中扮演了日神的角色，他的发音“SUN”，在全球各大古老文明体系中都是太阳的意思（这个迷案我将在以后详加阐释）。但日神不应当是孤独的，尽管他炽热难当，却仍然需要来自妻妾的温存与关怀。于是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舜下降成了人间帝王，而娥皇女英则成了她的美丽贤良的妻妾，在世俗的权力斗争中崭露头角，犹如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。她们与大舜构成“一夫一妻一妾”的三位一体结构，正是此后中国家庭结构的范本。 娥皇女英死后发生的变化是不可思议的，她们竟然从贞操女子摇身变成了怨妇和荡妇，在湘江上呼风唤雨，为所欲为。这里隐藏着古怪的逻辑关系：死亡解脱了世俗的道德约束，让人民接纳了其生前被掩盖的一面。事实上，女祭司生前不仅要与其主祭的大神性交，而且也要跟其他男性祭司国王（酋长）交合，在一些非洲部落里，甚至要与被选定的少年交合以繁殖后代。女祭司在性政治方面的出色表现，注定了她们与**的必然关联。娥皇女英就是这样被当作模范造爱者而载入史册的。死亡并未埋葬他们，相反，使她们在种族的情欲时空里获得了重生。 [LIGHT]注：大可兄是俺们的老师……[/LIGHT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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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们老师好玩地~有空可以考证一下我

恩…等佛祖圆寂了之后，我让朱小可来考证哦………

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



　　◎殖民地情欲的头号敌人

　　如何描述殖民地上海的基本面貌，这个论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。在一部模仿本雅明隐喻式批评的《上海摩登》一书中，美国汉学家李欧梵按月份牌、张爱玲和施蛰存、刘呐鸥以及戴望舒的感受重新题写了上海。他的寓言化叙述流露出对殖民地情欲的无限感伤的悼念：作为当时全球最现代化的都市之一，电影院、舞厅、大百货公司和咖啡馆，那些充满性感和官能性的"摩登"事物，正在成为当下知识分子的怀旧基点。而耐人寻味的是，除张爱玲出生太晚以外而未能与鲁迅相遇，这些被怀念的殖民地精英，几乎都成了鲁迅的宿敌。

　　在鲁迅谢世之后，小女人张爱玲从租界的法国梧桐下现身了，这个其貌不扬的女作家，具有殖民地都市女人的全部特点：自私、贪婪、爱美和爱自己都到了骨头深处，风骚的话语在石库门社区的弄堂里低低回荡，混合著巴黎香水和城隍庙脂粉的双重气息。尽管张的文学才华遭到了某些汉学家的肆意夸大，但她无疑就是殖民地情欲的一个微妙象征：有节制的放荡、对现代化时尚的狂热追捧、以及包藏在优雅旗袍下的那种永无止境的肉欲，这些都可以被用来充份言说"后殖民时代"汉学家的怀旧话语。由于鲁迅的死亡，张得以在九十年代优雅地复活，并且成为后资讯时代的一个新的殖民地寓言。

　　而她的情欲甚至滋养了上海的一干现代"美女"作家（卫慧和棉棉之类），令新世纪上海文学重新涣发出肉感的后殖民气息。

　　对于这种迷人的殖民地情欲，中年鲁迅表现出了罕见的冷漠。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除了时而去豪华戏院观赏好莱坞和上海自产的言情电影，鲁迅拒绝发表任何公开赞美的言辞。"伤逝"时代的小布尔乔亚精神，并未在殖民地获得新生，相反，它遭到了严厉的冻结。

　　鲁迅和许广平的婚姻乍一看似乎还算美满，但仔细探究，却找不出任何生命激情的迹象。鲁迅最珍爱的女人，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时的左翼学生刘和珍，她的被杀令鲁迅心如刀割。他的一篇《纪念刘和珍君》，写得悲痛欲绝，犹如寒夜里的一声凄厉的狂哭。作为刘的同学，许广平扮演了一个刘的代用品的脚色，她在鲁迅最伤痛的时刻出现，竭尽劝慰之能事，这多少补偿了鲁迅对于旧爱的无限迷恋，而刘则因此获得了一个恋父情结式的升华。

　　许是性格极其强悍的女人，在鲁迅死后和上海沦陷时期，曾被日本宪兵逮捕并施以严酷鞭打和电刑，甚至被全身剥光进行羞辱，企图从中得悉抗日者的名单。据她自己描述，她始终守口如瓶，俨如东方的圣女贞德（如此一种壮烈的英雄事迹，居然没有受到当局的褒扬，真令人感到不可思议）。

　　但许显然是个不谙风情的女人，尽管有些文士的小幽默，她和鲁迅的书信还是乏味得象一堆八股文章，而整天抱着儿子周海婴的公共形象，暴露了知识型女子在进行道德献身方面所付出的昂贵代价。

　　鲁迅在此期间的唯一情感线索，涉及了东北女子萧红。奇怪的是，当鲁迅对绝大多数陌生人都拒之门外时，萧军萧红几乎是唯一受到接纳的，鲁迅的这一"例外"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。鲁迅最初对两萧的态度极为冷淡，直到收到萧红的"抗议书"才发生戏剧性突变，他的回信充满了罕见的、《两地书》所没有的挑逗性暗示，从此他对萧氏"青眼有加"，百般关照，直到死前数月，还向红色汉学家斯诺竭力推荐萧红，称她"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，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"云云，毫不掩饰对她的一片怜惜和钟爱。甚至萧军也因爱屋及乌而受到大师的另眼相待。在对尘世极度绝望的时刻，鲁迅依然保持了对于一个年轻女子的内在的柔情，这实在是一个令人难以思量的精神奇迹。

　　但鲁迅那时已经丧失了培育这种内在温情的动力。这场耐人寻味的暗恋，并未把文学大师推向殖民地情欲的中心，或者说，推向爱欲和爱语这边，恰恰相反，直到他匆忙谢世为止，鲁迅都继续沉浸于他的"仇恨话语"和"暴力话语"的建构之中。某些迹象表明，在儿子出世以后，鲁迅陷入严重的阳萎。日本医生的药物没有多少值得鼓舞的疗效。这是他最终丧失叙事和抒情能力而完全投靠文字暴力的另一原因。仇恨的话语句鞭子飞舞起来的时候，也就是在殖民地罪恶遭到清洗之后，他才能感到肉体上的慰藉和欢娱。

中国许多文人的骨子里都有那么一种楚地情结……

想起某个人的MSN名字：“鲁迅曾经在冬天不穿棉裤为的是压抑自己的性欲，但是在许广平为他生下儿子后，他却陷入了ED的困扰”

那个评论是你写的吗，小南？



夷？他怎么从来不在我们班讲这种段子的说？难道我们太纯洁？hoho

不是我写的啦

呵呵

哦，我想呢，你的文笔忽然变了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