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本书被评论界称为“一封公开发表的情书”，是福原爱姬写给比她年长很多的村上春树的一封情书。在作者的个人网站，她将村上春树称为自己的“神秘情人”。她说，《挪威没有森林》写的是自己的内心独白和真实体验。没有人知道她和村上春树到底是怎样的爱恋故事，也许读过这本书的人会知道，这是一场凄绝的爱情悲剧。
从迪斯科舞厅出来，已经是夜里１１点多了，绿子也许是喝多了酒，走路有点东倒西歪，我扶着她在路边台阶坐下休息。坐看东京的夜景，车灯如织，来回穿梭，街上行人已经很少了。远处一辆巴士缓缓停靠车站，乘务员懒散地报了站名，巴士慢慢移动开走了。
“父母都死了。”绿子有些伤感地说。
“人总有一死，我们都一样，不过早晚而已。”我安慰她，“不必伤心。”
“我伤心的不是这个。”绿子出乎意料地说。
“那……”我真有些不明白了。
“我伤心的是，”绿子将头无力地歪在一边，“我伤心的是，他们都死了，我却哭不出来。”
“……”
“爸爸死在医院，我只觉得头‘嗡’地一下；就连在葬礼上，无论如何，我也挤不出一点眼泪。”
“挤不出来，半点也挤不出来。”绿子摇摇头说，“那时的感觉真是难过极了，可我并不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不孝女啊，住院期间，大小便、换衣服全是我一个人干，任劳任怨。可为什么就没有眼泪呢，上天就是不成全我。看着那些亲人死后哭得死去活来的人，我羡慕得要了命。”
“也许没到时机，”我说，“说不定到某个时候，江河泛滥，泪如滂沱大雨，谁也不比你哭的厉害。”
“如果真是这样，”绿子托着下巴说，“我倒是希望这一天快来，为他们好好哭一场。毕竟，为这件事，我很内疚呢。”
“我也祝你这一天早早到来，”我说，“一定会来的。”
“谢谢。”绿子展颜一笑，望着对面的巴士，“渡边君，这么晚，为什么有人还要坐车去郊区？”
“急事，或者家就在郊区，来城里拜访完朋友急着赶回去吧。”
“早知这么晚，为什么不早动身回去呢？”
“这个，说不大明白。也许是由于各种机缘促成的，你见过送行的人吗？好多事情明明早就在家说妥，可在车站时，其中一个提起，他们往往又会讲一大堆。既然有话，为什么不在家说完，偏在吵闹的车站解决？我想这是由于各种不可控制的偶然造成的。也许深夜坐车就是这个原因。”
“嗯。”绿子对我的回答比较满意，“可我对他们还是感到好奇，难道都是回家的？”
“也不尽然，也许别的原因更多，回家只是其中一个例子。”
“渡边君，不如我们今晚体会一下深夜坐郊区车的滋味？”
绿子说罢，站起身向车站走去，我慌忙拦住。
“这么晚，到哪里去住？”
“找家旅馆就是了，反正无所谓。”
我想拉住绿子的胳膊，被她挣脱了，摇摇晃晃要过马路。一阵风吹来，绿子打了个寒噤，俯下身子，“哗”地一声呕吐起来。我帮她捶背，等她吐完，从商店买了瓶水，让她漱口。
“吐出来舒服多了，渡边君，谢谢。”待我转身，绿子已经恢复，脸色也比刚才好了很多。刚才要深夜坐郊区车的念头早忘了。“猜我现在想什么？”绿子说。
“猜不出来，你想的什么。”
“一个下雪的夜里，屋外堆了老高的积雪。”
“唔。”
“在一间玻璃墙壁的透明屋子里，中央的炉火烧得正烈，你和我一丝不挂地面对面吃饭。”
“吃饭我都穿衣服的呀！”
“听我继续说，吃完饭，我们也不收拾桌子，就地疯狂做爱。做累了，就回到餐桌上继续吃。”
“令人神往。”
“哎，渡边君，”绿子神秘地凑近我，“知道为了避孕，我让你泄在哪里吗？”
“唔。”
“我让你朝着炉火，这样干净，可以不用收拾那脏乎乎的东西。”
“残酷。可苦了那亿万条生命，太不人道了吧？”
“那有什么？”绿子说，“在人类的活动中，它们有几次是善终的？不都先进保险套再进垃圾箱吗？火葬还是仁慈的呢。” 经她这么一说，我觉得也的确是。
“啊，我立刻闻到了头发烧着的味道。”绿子自顾自地往下幻想，还抽了抽鼻子，好像确有其事。
“我们就这样夜以继日地做了一天一夜，直到你筋疲力尽，求我说：‘好绿子，放了我吧。’”
“谁求谁还不一定呢。”
“可在我的想象里就是你求的我，”绿子说，“我答应了你，不过提出了一个条件：以后要何时做，全由我说了算。”
“你慌不迭地答应了。”绿子说罢，从幻想中走出来，一脸满意地看着我。
“得，得。我可没有答应。”
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８日夜晚１２点左右，在绿子家里，我们接吻了。我们的胳膊、身体、舌头与对方交互缠绕，绿子的唇柔软湿润，舌缠绵多情，充满弹性的胸脯让我不能自已。我的手刚伸到她的背后，却被她拦住了。
“答应我一个条件？”
“只管说。”
“先同自己来一次可好？”
“不明白你的意思。”
“你表演表演，我想看你手淫的样子。”
“这个不行。”我断然拒绝，心中颇为不快。
“答应我这件事，渡边君，你有十个条件我都会点头，好不好？”绿子的眼神有点可怜，这是我从未见到的，“我打小就读女校，所以对男人这种事特别好奇，想知道当时是什么表情。明白吗？”
“这种事怎能让人看？”我望着雪亮的白炽灯。
“好办，”绿子伸手拉灭了开关，把手放在我的脸上，“我用手感觉，如何？”
事毕，绿子如释重负，长出一口气，仿佛当事人是她而不是我。
“谢谢。”她颇为满足地说。
“好奇心满足了？”
“大大的满足，渡边君。”
这天晚上，我同绿子睡了。绿子的身体犹如一团火苗，在黑暗中升腾。较之与直子，我从绿子身上感受到的是一种生命的欢快和奔放。
“有何不同？渡边君。”
“什么不同？”
“和你想着我手淫时幻想的场面。”
“想着你手淫时，我只是想象你一个人情欲菲菲的样子，从没有把重点放在我自己身上。”
“好没义气，渡边君，”绿子仰脸看着我，“把我置于那种场面，让我一个人，好孤独。”
“……”
“渡边君，能永远陪着我吗？”
“睡吧，”我拍着绿子的肩膀，“我陪着你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在梦到了直子。她那定定看着我的眼神让我心直颤，我想伸出手去抚摸她，触及的却只是冰冷的空气。“渡边君，我在这边生活得很好，请不要挂念了。”她莞尔一笑，随即消失了。
我从梦中醒来，天已经微微亮了。绿子仍在睡梦中，呼吸均匀恬静。我躺在床上环视一会儿整个屋子，穿上衣服洗漱一番，准备先告辞绿子，去学校报道，选修课程。
我拿过一枝笔，准备给绿子留一张便条，却发现桌子上有一封信，上写“渡边君启”，我拿在手里，刚想打开，发现下面有一行小字：请走出屋门后打开。于是我打开房门走出去，又轻轻掩上。走到楼下，室外的空气无比清新，我这才将信撕开。
恕免去客套。
这封信是我凌晨两点写的。你这时睡得正香。
渡边君，你在电话里说“有许多话要对你说”时，你知道我当时是如何想的吗？
我想：哈，这家伙终于要乖乖就犯了。心里美得不行，一面又想象届时两个人见面时的情形，觉得到时候自己应该表现的矜持一点，一边低着头，一边偷看你的样子。坐在电车上的时候，我想着这些，自己一个人笑起来。
刚见面的时候，你没有开口。我还想，说不定你会在吃饭的时候说，可你没有；我又想，也许你准备在酒吧里说，可你还是没有；我后来认为你一定是选择在家里说。
但你还是没有。自始至终，你都没有说出来。
这一切，或许是因为你并不喜欢我。
你觉得我傻不傻？一个人这样一厢情愿地幻想。
有时候，我也会想，也许我真的太奢求了。我将所有的感觉、心情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你，而你对自己的事情，却只字未向我提起过，或许，你认为我毫无知道的必要，还是你本如此？
我不遗余力地要走进你的生活，要和你在一起，并且希望长久相守，而你，却总是显得心不在焉，而且动不动就会消失。
你那边的事情，从未向我提起过，我毫不知情。请你务必作一个了断，这样大家毕竟才会平等些。
我读罢，叹了口气，抬头凝视绿子的房间，在原地站了一会儿，然后慢慢地走向了车站。
昨天晚上，我何尝不是犹豫再三呢？在酒吧的时候，在饭馆的时候，在绿子的家里，好几次，我感觉自己快要说出来，可总是缺乏某种勇气。我隐约感到，一旦说出来，就仿佛违背了心中的某种初衷。
多年之后，我回忆当时的那种心境，才恍然大悟。我之所以感到缺乏勇气，是因为在直子死后，我与绿子之间失去了某种距离，这种零距离，正是我对自己与绿子之间未来关系的恐慌所在。我与绿子在当时产生了距离的原因，正是因为我们之间没有了某种心理上的缓冲。
１９７０年１１月间，是我生命中最为百无聊赖的日子，虽然大学几年一直算不上多么趣味盎然，但那段时间，的确是让人不堪回首。直子不在了，玲子又那么远，永泽也难得见上一面。我与外界打交道的惟一途径，就是每周两次在意大利餐馆打工的时候。来来往往的食客，匆匆扒拉几口面条，付完账即刻投入外面的世界，个个无不显得各得其所，安稳充实，仿佛永远没有困惑。
１１月初，我曾给绿子打过几次电话，她姐姐每次接电话都说绿子不想听。有一次是绿子接的，我刚说了句“想同你谈谈”，对方便“啪”地一声把电话挂了。看来，那天她被伤害得不轻。
凭心而论，我对自己那天的行为也颇为歉疚，送完玲子，未做细致考虑，就冲动地给绿子打了电话，等见到绿子后，才考虑到将话说出之后的问题。想必绿子一定有种受愚弄的感觉，换了我也一样。
我一个人在吉祥寺自己的住处，屋外新落的叶子，在秋风中贴着地面簌簌地缓慢游动，一派萧杀景象。“海鸥”伏在我膝盖上，我开始给绿子写信。
秋意日浓让我感受到生命的无情，你不在身边的日子，这种感觉更加强烈。窗外的人们，个个无不显得充实自在，萧条的季节对他们没有丝毫的影响，我却感觉自己像在梦游。
一直没有向你讲我那几个朋友，是因为他们的生活，正是你我应该避免的，不想让你卷进去，没有别的意思。
惟一可以向你透露的是我这两位朋友，有一位已经死了，剩下的一位，也在为过常人的生活做着小心翼翼而又艰苦的斗争。对于这些敏感的人来说，青春是人生河流中最为湍急的一段，无情的河水几近将他们吞噬。我的一位朋友与之搏斗了１７年，还是无可挽回地失败了。剩下的另一位朋友，因为他的死，加上本身的问题，也遇上了危险。
我的痛心之处，就在于眼睁睁看着她在激流中沉浮挣扎，却不能尽一份绵薄之力，提供哪怕是丝毫的帮助。一段时间以来，这件事一直深深地困扰着我。我喜欢你，正如你喜欢我一样，喜欢你的率直和纯洁，喜欢你说话的方式，所有你的一切我都喜欢。但却一直不能做出决定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。
几个月前她死后，我觉得与你讲明的时候到了，因此给你打了电话。但事情远不是我预想的那么简单。那天晚上，与你相见之后我才发现，她的影响并没有因此消失。而且，因为她的死，许多东西也完全被打乱了，包括你在内，我需要重新归置调整。如上所说，湍急的河水虽然将她无情地吞没了，而我，却依然必须守在河边，无法随即离去。也许，这正是我不能当时对你承诺的一个原因，不知你能不能理解。
为那天的事情，我向你道歉，并将负自己应负的责任。
我的确想与你一起生活，过平静的日子，没有一天不在盼望。无论如何，请不要这样对我不理不睬，这种惩罚手段对我来说太残酷了。没有你的日子，我简直度日如年。
盼来信，哪怕只言片语也好。
但信寄出之后，如石沉大海般没有回音。
我去意大利餐馆打零工，到学校上课，回住处休息，偶尔给玲子写信，感觉自己像行尸走肉。绿子已经好几天没来上课了，我曾经在校园里拦住她，想与她好好谈谈，每次都被她毫不迟疑地拒绝了。
“对不起，”我望着她的脸，“能谈谈吗？”
“现在不想谈。”
“写的信看到了吗？”
“看到了。”
绿子说完，便与同伴一道往前走，那几个女孩也用不友好的目光看着我，阻住了我追逐绿子的脚步。
１２月间，我又给绿子写了一封信。
没有你在身边，这个冬天寒冷的出奇。我一个人在屋子里，只能与“海鸥”同病相怜。我已经失去了一位最好的朋友，难道连你也要失去？
我努力将所有发生过的事情消化、忘掉，一个月来，我为此疲惫不堪。也许，许多东西并不是我主观力量所能克服的，高中时代那位朋友的死，已在我心中刻下烙印，而今这位朋友的离去，更是雪上加霜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是我青春的一种代价，正如他们的死一样。
但无论如何，对你，我始终怀着美好的愿望，希望与你在一起。有你在身边，于我对抗心中的某种消极力量，有极大的帮助。
盼回信。
我粘好信封，走出门外，将其投进邮筒，到电话亭旁，给永泽打电话。双方约好在新宿见面。
“还以为不会再见面了呢。”我对永泽说，“进修情况如何？”
“马马虎虎，”永泽说，“很长时间没来这种地方了吧？”
“我自己可没那么大的魅力，只是借你的光罢了。”我笑着说。
“渡边，”永泽笑着说，“我看你憋得够戗。”
“倒不是憋得够戗，”我说，“只是心里烦闷，想找你聊聊天。”
“那好，先聊天。”
我们找了家安静的酒馆，永泽点了菜，叫了杯苏格兰威士忌，我叫了杯白兰地。
“渡边君，说实话，我就喜欢这种小酒馆。”永泽说，“像上次在法国大餐厅里，我真的感觉有点别扭，总觉得有点很拘束。”
“是吗？”我惊奇地问，“我还以为永泽君会与这种环境融为一体如鱼得水呢。”
“哪里会有人在那种环境下如鱼得水？身不由己而已。”永泽冲我举了一下酒杯，喝了口威士忌，“虚套的辞令、故作优雅的笑容、无关痛痒的问候语，以及所谓上层聚会里那种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愚蠢念头，渡边君，那是我最讨厌的。”
“可你从小到大是在那种环境下成长的。”我喝了口白兰地，“为何如此反感？”
“正是出于这个原因，我才对那一套反感之极。”永泽说。
“家庭的原因？”
“也许多多少少有一些。”
“可你以后要进外务省，类似应酬一定少不了。”
“所以，”永泽说，“我把这种应酬，当做一种前提，当做一种任务，类似学习语言的任务，如此就会坦然同那些龌龊的家伙交往。”
“倒有些超然物外的味道。”
“那当然，要不，这个世界还如何呆？”永泽喝了口威士忌，“老实说，渡边君，高中毕业，我就同自己周围的一切妥协了，从那时起，一切开始变得各就各位，按部就班。”
“可否再说明白点？”
“渡边君，可因手淫焦虑过？”
“有段时间，刚开始的时候。”我回答，“这有什么关系吗？”
“祝贺你，免过了这一劫。”
永泽打了个响指，叫过侍者，自己点了份熏鱼，我点了生参鱼片，两人又各叫了杯威士忌。
“我可没你那么幸运，”永泽说，“当初它带给我太大的心理压力，我现在有好几样恐惧的东西，都是因为那时候的焦虑留下来的。”
“愿闻其详。”
“开着的话筒摔在桌子上，音箱里传出的那种渐渐弱下去的‘嗒－嗒’声，电影中的慢镜头，浩荡起伏的海面，以及一屈一伸的弹簧。”
“都是极平常的东西嘛。”我说。
“但我就是害怕，”永泽说，“尤其是那种被人拉后伸缩的弹簧，我看到后，就忍不住想象它装在我的鞋后跟，走路时脚下剧烈动荡的情形，世界仿佛随时会毁掉，那种感觉恐怖极了。”
“的确有点奇怪。”
“一旦我疲惫，大脑发昏，恐怖的东西更多，比如节奏性强的音乐，失眠的感觉。”永泽将威士忌一饮而尽说，“现在与你一讲，又勾起恐怖感来了，就此打住。”
“换个话题。”
“给你讲讲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吧。”永泽说，“奇怪，渡边君，今天那种找女人的欲望竟然不怎么强烈。”
“一吐为快后，欲火中烧也未可知。”
“但愿，”永泽叫过侍者，又要了几个菜，外加两杯威士忌，“讲完后找个女孩大干一场。”
“从高中开始，我就住校了，是我一再坚持的，主要是为了摆脱父母对我的管制。每周回家一趟，一般都是星期六早上回去，呆一上午，在家吃午饭，吃完饭就回学校。爸爸忙于商务应酬，白天不在家，我们碰不上面，他根本也没有时间管我。妈妈只是关心我的生活，有没有生病，衣服暖不暖一些*毛蒜皮的小事。
“因此，我一下子就解放了。那时候我对台球十分痴迷，几乎每天都旷课和朋友去打几局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们早上起床后，吃点早饭，就直奔台球厅。
“爸爸怕我生事，零花钱给的很少，我只能去那种低档的台球厅。当时，在学校附近有个老板搭的简易棚，虽然球案不太好，冬天有点冷，但价格便宜。我们常常光顾。
“老板可能是初到此地，没有住处，晚上就和老婆睡在台球案上，外面用幕帐布遮住。常常是我们去的时候，夫妻二人还在梦中。老板慌忙起身为我们开门，我们打着球，他老婆在幕帐后穿衣服。
“从夏季入校到冬天，这种生活持续了半年。冬天时老板在棚里生起炉火取暖，木柴劈啪直响，天太冷，打一会儿我们就得烤火取暖。老板和我们也熟了，价钱算得比一般顾客便宜。”
我想起初美的球技，忙问永泽：“是不是那时候认识的初美？”
永泽夹起一块生鱼片：“没有，不过，跟她有点儿关系，这一点放在后面讲。”
“那个冬天我永远不会忘记，从某个冬季的夜里，我有了一个致命的秘密。从那时起，快乐的时光便一去不返了。”
“小孩子有点秘密是正常的。”我说。
“一般那个阶段所谓的秘密，我从来不曾有过。”永泽说，“我的秘密与他们的不同，它让我心灵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。”
我恍然大悟：“自慰？”
永泽点点头，叫过侍者，又要了杯酒。
“可每个人都会自慰，”我说，“尤其是男孩，这几乎是个公开的秘密，有必要这样恐慌吗？”
“问题就在这里，”永泽说，“渡边君，自慰这件事，一开始你是怎样知道的？”
“一位朋友告诉的。”
“我就不同了，完全是自己发现的。”永泽说，“这东西想起来就像一种本能，像孩子生下来就找奶吃那样。我早在大约十岁的时候，就发现了这个秘密。”
“十岁？”我不由得肃然起敬，“那么早？”
“那是一个夏天，”永泽说，“父母都不在家，我一个人午睡刚起来，突然对自己的那玩意儿发生了兴趣，在床上坐着用手不自觉地摆弄起来。结果发现某个动作使自己有种愉悦感，最后，情不自禁加快频率。随着一种达到巅峰的飘飞感觉，床单上有了瓶盖那么大的湿痕。
“那时对这种东西毫不在意，事过之后，父母回家，我也把这事忘了。后来再也没有做过。直到高中一年级，具体细节我已经忘了，反正是由于某种巧合，我又重新发现了这个秘密，从此以后，我的思想便背上了这块大石头。
“后来我才知道，别的人，几个要好的朋友凑在一起，互相交流，知道只是一种正常现象，自然不会有恐慌的感觉。我那时非常固执，心里事从不对别人讲，对此事更认为应该守口如瓶。因为我认为只有自己才这么做。
“结果我可吃苦头啦，知道自己干的是可耻下流的事情，可又控制不住。我通常在晚上别人睡后做这件事，在宿舍的鼾声里，每次一个人偷偷做完后，两眼望着漆黑的天花板，那种绝望感像毒蛇一样在我的脑子里爬。
“我有时候也选择午休时间。别人都在宿舍睡觉，我睡不着，一个人到厕所里偷偷进行。
“那是一座很偏僻的厕所，我选择它的理由想必你也知道，人迹罕至呗。我怀着阴暗的念头，走向那里，就像一个可耻的盗贼走在作案的途中。路上遇见每一个人，我都将头低下去，不敢看人，好像自己的想法被人已猜到。那座厕所因为偏僻的缘故，很少打扫，里面污秽不堪，其臭无比，直到现在，一闻到类似的味道，我就会想起当时手淫完后那种空虚、绝望的感觉。”